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那么，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什么？姜大源表示，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指示，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性纲领；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是路径性指引；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是操作性措施；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是体系性的规划；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职业教育的阐述，是对目标的细化。

在这些重要文件中，姜大源尤为看重《实施方案》。“方案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的系统总结，并将其升华为国家策略。这是国家在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计，在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全局性实施方案，具有非常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他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这是贯穿《实施方案》的一根红线。据此，可将其归纳为跨界、整合、重构三大特征：一是企业与学校跨界合作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二是产业与教育需求整合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三是共性与个性框架重构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

他谈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作为跨界的教育，职业教育不仅要注重普通教育所关注的学校、学习和教育构成的领域，还要关注普通教育较少顾及的企业、工作和职业构成的领域。这表明，职业教育办学的参照系覆盖了与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相互关联的领域，其定义域的范畴两倍于普通教育。“显然，职业教育跨界合作的办学格局，使得有资格的企业成为职业教育框架下与学校具有同等地位的一种教育机构，这就大大扩展了教育学关于教育机构的概念的外延。与此同时，还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和培训。在近期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一节中，就正式提出，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技术教育。”姜大源说。

“我们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一定要有大视野。” 他说，“一个国家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是一次性实现的，而是在人们的一生中多次完成的。所以必须考虑非正式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教育途径，这样才能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一个开放、终身的教育体系。因此，我国要加快建立以国家资格框架和学分银行为基础的、多途径开放式的现代教育体系。”

在他看来，当前建立这个新的国家教育体系正当其时。职业教育改革的突飞猛进，促进了整个教育结构的改革，使我国的教育由一个封闭的结构，向着开放的结构转变，最终将形成由以升学为导向的普通教育体系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构成的新体系。

作为新体系的基础，国家资格框架要把基于认知规律的学历资格证书与基于技能形成规律的职业资格证书加以融合，一是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二是实现纵向的衔接与横向的沟通。国家资格框架的基本组成部分应包括：第一类，教育部门负责的各类教育证书，主要是教育部管辖的学校颁发的各类教育证书，涵盖职业学校、普通学校，也包括人社部门管辖的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颁发的相关证书。第二类，人社部门颁发的各种职业资格，也是技能等级证书，由职业资格鉴定机构考核后颁发。第三类，专业部委或行业、企业或社会教育与培训机构颁发的各类职业培训证书，一般为针对特定的行业或企业的、专业性强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国家资格框架的层级结构，要涵盖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资格证书。这意味着，每获得一级职业资格证书，就等同于相应的学历层次；每一层级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可根据经济发展与劳动市场的需要就业；在需要时可返回职业院校，或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获得职业晋升和学历晋升为高一级资格证书。

国家资格框架的管理，涉及教育部门、人社部门、行业企业，以及工会、妇联等机构，这就需要统筹相关的职业教育资源，以实现综合协调。为此，应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例如国家职业教育（总）局，或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国家职业教育办公室，以利于国家资格框架制度的管理与实施。

姜大源表示，国家资格框架制度的建立，将使得人才的使用有一个比对、评价和认定的国家平台，有利于规范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及标准的方向，有利于鼓励公民通过各类规范的教育途径，获得个人职业生涯发展需要的资格，使得职业技能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的资格，统一于一个权威的国家资格标准之下。这将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实现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实现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教育目标。